對一個身為臨床教育的受教者來說，賴醫師所提及的這幾個層次，對照於個人受教的經驗，深深覺得高醫的臨床教育確實還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或者，這也是國內醫學教育共同的問題。

記得在見習時，在心臟外科門診問主治醫師什麼是Kiap-sim (angina pectoris)，
結果惹來主治醫師的嘲笑：「什麼？你連Kiap-sim是什麼攏毋知？」然而除了這次在語言上的挫折，我就再也看不出臨床中醫病互動的竅門。

事實上，語言本身只是搭建醫病關係的工具之一，它必須被重視，但不盡然是作為溝通的唯一途徑。高醫這次有心舉辦醫學台語研討會，看得出在工具使用的教學上的用心；不過，在研討會後，是否足夠激發更為積極的教育創意，則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如果對醫病關係有所認知，我們都必須意識到，除了言語的語言以外，任何一種肢體的展現對話，空間的設計，也都存在著語言的質素，意即意義的傳達，它們體現了「我所關心的是什麼」。肢體、態度、時間與空間，其實都是廣義的語言。我們對病患的症狀理解，對病患疾病的焦慮認同，無不透過語言顯現醫病之間的權利認知。

講白話一點，如同先前在《從「文化語言」的學習到「語言文化」的創造》文中提及的，即使我們能夠用流利的台語跟病人對話，如果我們仍然避免不了在病人面前使用專業英文交談卻忽略病人的徬徨，那麼這樣的「惡」，絕對還是來的比用病人不熟諳的華語來的值得批判。

語言學習的目的是正確傳達、理解病人的受苦經驗。但是我們的醫學教育，大多只有指導學生迅速的從症狀切入，並透過系統性的思考來與化解疾病。如果這被視為是醫學本身的有限性，就大錯特錯了。

有一年學生社團在高醫大講堂舉辦女性影展，影片內容是乳癌患者的紀錄片。這部片透過影音傳達乳癌病患在罹病的過程與接受化療的經驗，與疾病的對抗、與家人朋友的相互面對之中產生的衝突和痛苦。

相對於這樣的紀錄片，我們在正規的醫學課程當中幾乎無法得知病患會承受哪些痛苦經驗。我們只有在那些繁複的"symptoms & signs"裡面尋找答案，這是醫學的焦慮症候，可是醫學本身卻將它無限上綱。

我記得當年抱著期待希望從乳癌正規課程裡面重新整理在紀錄片中所獲得的感動，卻抱著失望離開課堂。這樣的認知衝突，其實才是現今醫病關係中面臨最大的溝通危機。

如果我們真的那麼在乎語言教育，那顯然我們對病人的自主能力與權力位置都要抱持著高度的感同身受與收放空間。只是當我們只有將焦點擺在語言的使用上時，卻無視於在「權力」上是否真切的做到尊重病患，那麼可能幾乎成為另一種威權的建制。

舉例來說，醫院對病患來說是否展現著「空間的善意」，如，婦產科的內診台的擺置是以醫生的方便為主，還是婦女的隱私為主？病房的設計是以醫師巡房的方便為主？還是以病患得到照顧的便利為主？譬如我們的安寧病房，護士站像五星飯店一樣高級，但你發現有病床是垂直正面朝向電燈的荒謬了嗎？

因此更進一步說，我們必須知道，病人在準備走進醫院的那一刻起，他們所見到的每一幕，包括置身每一種空間的感受，在等待看診等待檢查的時間經驗，以及與醫護人員直接的照面，乃至於身體接觸，都含藏著各式各樣的語言意義。

語言並不是要比誰講得比較古典文雅，誰比較標準而已。我們當然認同有心人士積極的推動與言教育，制定語言教育的教材，但是如果將焦點擺在醫病關係上面，那麼我們也應該承認只有將焦點擺在單純的「文化語言」上是不夠的！

在醫學台語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中，我們看見許多文化學者在語言言教教學保存上的高度用心。其中如鄭詩宗醫師提出的，必須開設土通台語與醫學台語課程、對疾病用與作系統性研究，制定醫學術語詞庫。這些都是相當正面積極的努力。

可是研討會結束之後，對整個醫學教育來說，是否為人類學思考的貧乏帶來衝擊？是否意識到醫學權力本身不斷的放大卻不自知的事實？在那些繁瑣的徵狀描述當中，誰來告訴我們病人承擔的是哪一種痛苦，期待的是那一種關照？我們的醫學台語課程，是否將會融入更多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思考？

最後提出個人一個難忘經驗供大家參考。有一次在跟門診時，一位十多歲少女向主治醫師說：「我的肚子爆痛的！」主治醫師一臉狐疑，「爆痛？」他心裡一定在
想，這到底是什麼痛，我怎們都沒聽過？

語言文化是不斷在流動變化的，如果我們一再地想要從語言教育著手改善醫病關
係，那麼變注定了窮追不捨卻欲振乏力的命運。唯有貼切的理解病人的受苦經驗，
解放高度分化的醫病權力關係，才是提倡醫學台語教育的深層內涵與基礎！

(如果有講台語的人看不懂這篇是在寫什麼？可以寫信給我，我可以再用羅馬字寫給您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