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高度的學術薰陶是東亞長久以來的傳統。在傳統時代，這種願望往往是經由科舉制度考秀才、得進士、中狀元這一套管道來實現。在當代台灣，這種抱負則呈現為民眾對大學教育或甚至研究所教育的熱中。結果，目前全台灣有一百五十三所大學(全台灣人口數是兩千三百萬人)，這些大學之中有不少是專業教育機構，需要透過機構間的合作來擴充開課科目。

本校位於高雄這座海埠城市，在企管與人文方面與中山大學，在教育領域方面則與高雄師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我們鼓勵學生在這些大學選修人文、管理，以及教育方面的課程，而我方的一些教授亦提供這些大學及其他高雄市內與鄰近大學關於醫學人文方面的課程。

台灣許多大學非常歡迎「大師講座」這類涵括藝術、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跨領域合作。此課程透過預錄課堂講授與即時問答的方式同步放送，讓講師與學員之間能夠線上互動。我們預期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大學採納更多此類同步網路課程。這勢必成為國內及國際多元合作的有效機制。

全球化能夠促進合作，縮短合作夥伴之間的地理距離或文化差異，亦能夠增加國與國的合作。就其特質而言，這反映出共存的需要，也因此建立起能夠創造相互依存及促進整合的環境。依我所見，尋求國際合作的機構需要具有遠見與勝任的主管，致力提升校內外學術領域類同的研究活動的合作與整合。

以本校為例，多年來雖然提供優異的醫學教育，但有許多研究卻由個人完成而未曾探索共同計畫的可能性。許多教學活動多以傳統方式進行。我們體認到傳統醫學教育已不足以讓未來的醫師習得面對二十一世紀行醫所須具備的知識、技能，以及態度(GMC. UK 1993)，而現代教育的終極目標是教育出能夠以廣納新見和發展的心去因應變化的醫師，並且激發他們終其職業生涯依然能夠持續學習的態度(GMC. UK 1993)。同時，期望他們在國內及國際市場上均能適切表現。為了達成此項任務，我認為當務之急首先是整合本地與其他國家的訓練，讓本校能夠與國際並駕齊驅。基於我在美國醫學大學三十多年的實際經驗，從研究生、醫師、研究人員、教授，爾後主管，我相當熟稔主導美國學術機構教學與研究計畫的合作整合精神。因此，我們借鏡許多在美國受認同的教育系統來改善我們自身規模較小且較缺經驗的系統。同時，運用評鑑來評估成果，才得以立竿見影。

國際化和全球化有時亦被描述成美國化。雖然美國化的各種層面中，從某些角度來看有損本土文化的保存和發展，但美國化對科學研究的領域而言卻具其正面價值。就高雄醫學大學的醫學研究及教學的管理而言，我們的美國經驗在改善研究及教學品質方面是相當正面的。

為了在國際上能夠成功，不只產品及其後續策略必須適當，公司主管的態度亦必須適當(Calof and Beamish 1994, Kobrin 1994)。

更重要的，人際關係亦扮演著重要角色：

1. 引導策略及機構轉型；
2. 帶領機構間聯繫網絡及發展新領域；
3. 形塑一些對國際化具有關鍵地位的新的人際關係(Ellis 2000)；
4. 提供新市場的知識(Hakasson and Snohota 1995)。

我們目前生活在數位時代，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近來，網路已經成為國際整合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對網絡文化正在形成的學術社群而言(Comer 1995 1997 Maudel Simon and Delyra 1997)。

網路可以來作為：

1. 教學輔助(Hiltz and Wellman 1997 etc)；
2. 數位圖書館(Young 1997 etc)；
3. 建立虛擬社群，如：教室等(Lyman 1997, Hiltz & Wellman 1997, Z. Harris and C Wheeler 2004)。

因此，透過「資訊社會」的建立，全球化可以完成：

1. 改善知識傳播；
2. 增加機會的質量(S. Harris & Wheeler 2004)。

結果，複雜網路的發展以及促進學術社群對網路的廣泛使用，將是達成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力策略(F. Fava-De-Moraes and I. Simon 2000)。

高雄醫學大學曾派遣醫學服務團隊到非洲及南太平洋較未開發的國家服務。我們亦依據該地區的需求培訓當地的醫療人員。這樣的經驗使雙邊的教師及學生均獲益良多，體認到人文的真正意義，以及全世界不同族群間的愛。

台灣除了從先進國家的例子汲取經驗而獲益良多，同時也能回饋國際社會。傳統的亞洲整體論與現代的西方個人主義兩相整合，所發展出的「參與的個人主義」，或多或少與台灣邁向現代化之路息息相關。國際學者或許能夠從比較的觀點來研究這項議題，建立一套對國際社群更具意義的通用模式。（本文轉載自18期春季號高醫人季刊）